劳动力成本上涨对我省制造业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民进湖南省委会

 

 

随着制造科学的不断发展以及先进制造技术在制造业中的迅速推进，制造业的核心基础地位不断加强。在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约有1/4的人口从事制造业，约70%～80%的物质财富来自制造业，制造业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也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和工业化的原动力。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曾支撑我国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然而，随着人口结构的快速转变和老龄人口增长高峰的到来，劳动力供给正发生深刻变化。自20世纪末开始，我国制造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就呈不断上涨趋势，制造业名义工资从1998年的7064元上升到2015年的51369元，累计增长727.19%，年均增长率高达42.78%。

我省目前约有制造业企业5.99万个，占全省法人单位14.8%；制造业从业人数398.07万人，占全部工业法人单位从业人数的84.7%，制造业产值占规模工业90.1%。为了研究劳动力成本上涨对我省制造业的影响，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行业分类标准，按照生产要素投入密集程度将制造业31个细分行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三大类，在省发改委、经信委、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指导和帮助下，对相关企业进行了分层抽样调查，以分析要素禀赋发生根本性逆转的新条件下，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及其导致的消费水平上升等对我省制造业的影响，并就如何扬长避短、因势利导，通过政策导向，助推我省制造业结构向和新的要素禀赋相匹配的产业高端升级进行探讨。这既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与产业综合竞争力，也有助于实现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从而使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我省劳动力成本的现状和变动趋势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规定，劳动力成本是劳动者所有报酬之和，因而劳动力成本所涵盖的内容大于工资这一概念，它包括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资、薪金，以及以物质或非物质形式表现的福利。其核心指标是劳动力总成本，包括职工工资总额、职工福利基金、职工保险金和公积金四项基本内容。

（一）我省劳动力成本的构成现状

1、劳动报酬

劳动报酬一般指职工工资总额，是劳动力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职工工资总额是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体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

2015年，全省在岗职工工资总额2866.49亿元，比上年增加210.24亿元，增长7.5%，比2010年增加1431.87亿元，增长99.8%，年均增长14.8%。2015年全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53889元，比上年增加5364元，增长11.1%，比2010年增加24614元，增长84.1%，年均增长13.0%。各种经济类型年平均工资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从登记注册类型看，内资经济中，股份有限公司的年平均工资最高，为69019元，比上年增加7281元，增长11.8%，比2010年增加36780元，增长114.1%；其次是股份合作公司，年平均工资为60127元，比上年增加3849元，增长6.8%，比2010年增加31972元，增长113.6%；第三位是国有独资单位，年平均工资为55133元，比上年增加4601元，增长9.1%，比2010年增加22665元，增长69.8%。其他经济类型中，外商投资经济年平均工资最高，增长最快，为56148元，比上年增加6613元，增长13.4%，比2010年增加28537元，增长103.4%；其次是港澳台商投资经济，年平均工资44707元，比上年增加3103元，增长7.5%，比2010年增加20812元，增长87.1%。

表1  2010年-2015年我省在岗职工工资总额、年平均工资情况

年份	工资总额（亿元）	同比增长（%）	年平均工资（元）	同比增长（%）
2010	1434.62	25.3	29275	21.3
2011	1797.05	27.1	35520	16.5
2012	2076.46	15.5	40028	12.7
2013	2407.62	15.9	43893	9.7
2014	2665.89	10.7	48525	10.6
2015	2866.49	7.5	53889	11.1

 

湖南劳动报酬占劳动力总成本的比例2015年为64.7%。但和发达地区相比仍然偏高，主要原因是社会保险、福利费用等间接成本偏低。把劳动报酬比例换算成金额后发现，近几年的劳动报酬保持稳定的上升态势，即使在经济下行时期仍然保持一定的涨幅，2015年增长11.1%。

表2   我省人工成本的构成项目及比重（单位：%）

年份	劳动 报酬	各类 保险	福利费	住房 费用	教育 经费	劳动 保护	解聘费	其他
2008	64.5	19.8	5.4	3.5	0.9	1.8	2.1	2.0
2009	63.8	19.7	4.7	5.8	0.9	1.4	1.8	1.9
2010	65.2	19.6	4.4	5.2	0.6	1.5	1.4	2.1
2011	65.7	19.4	4.6	4.7	0.7	1.3	1.3	2.3
2012	68.0	18.7	4.4	3.5	0.7	1.4	1.2	2.1
2013	68.3	19.2	4.0	3.8	0.8	1.3	0.7	1.9
2014	67.0	19.9	3.6	4.3	0.8	1.3	0.8	2.3
2015	64.7	18.5	3.9	4.0	0.8	1.2	0.6	6.3

 

从劳动报酬的占比来看，国有企业最低为62.1%，集体企业为63.9%，外商投资企业为65.2%，港澳台投资企业为67.3%，这说明外资企业人工成本最高，劳动报酬也最高，各组成项目的比例较为合理；而私营企业人工成本最低，劳动报酬也最低，但是劳动报酬占总成本的比例过高，其他项目的比例过低，总体配置不合理，薪酬福利明显低于市场一般水平。

表3  2015年我省人工成本情况 （单位：元、%）

企业类型	人工成本构成
	劳动 报酬	社会 保险	补充 保险	商 业 保 险	住 房 费 用	福 利 费	教 育 经 费	劳 动 保 护	解聘费	其 它
总计	64.7	16.1	2.1	0.3	4.0	3.9	0.8	1.2	0.6	6.3
国有企业	62.1	16.6	2.3	0.3	4.4	4.2	0.8	1.3	0.8	7.2
集体企业	63.9	19.2	1.2	1.2	3.0	4.6	0.4	1.3	2.0	3.2
港澳台投 资企业	67.3	15.0	1.4	0.3	3.1	3.8	0.6	1.1	1.0	6.4
外商投资 企业	65.2	16.1	1.8	0.4	3.5	4.0	1.0	1.1	0.2	6.7
私营企业	80.1	12.1	0.2	0.1	0.8	2.6	0.3	0.5	0.3	3.0

  

2、各类保险费

社会保险费是间接人工成本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企业实际为职工所支付的各种社会保险费用，包括养老保险费用、医疗保险费用、失业保险费用、工伤保险费用以及生育保险费用。以城镇职工为例，用人单位需要缴纳的社保比例总计为37%，其中比例最高的是养老保险22%。个人缴纳比例总计11%，其中养老保险8%。显然，养老保险费用是社会保险费用中的主要部分，养老负担比较沉重。除了法律规定的社会保险费之外，福利待遇较好的用人单位还为职工额外购买其他保险，比如：商业保险、补充医疗保险、重大疾病保险和补充养老保险等。随着人工成本的不断上涨，保险费用也在相应的快速上涨，员工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2008-2015年，各类保险费年均增长13%，7年翻一番。2015年，企业缴纳的基本保险费人均8296元，比上年增长13%；补充保险费人均2125元，比上年增长0.5%；商业保险费人均303元，比上年减少10%。补充保险费的投入基本稳定，而商业保险有所减少，这表明企业加大对基本保险费的投入，而补充保险费持续几年上升后达到稳定阶段。从企业性质分析，2010年全市企业各类保险费用占人工成本的比例为18.5%，其中最高的集体企业21.6%，是私营企业的1.74倍。而私营企业只有12.4%远远低于平均水平，其原因一方面是员工为来外务工者居多，人员流动率较高，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比例非常低，有些企业甚至不为员工依法缴纳社保，另一方面有些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会雇佣一些不需要缴纳社保的人员，比如退体返聘人员，兼职人员，小时工人等等。从企业规模分析，2015年大型企业的各类保险费为10855元，是小型企业的1.46倍；中型企业为8845元，略低于全市平均水平；而小型企业仅为7450元，远远低于平均水平。说明大型企业有着健全的职工保险制度，而小型企业对职工保险缺乏应有的重视。

3、福利费和住房费

职工福利费用是指企业在工资以外实际支付给职工个人以及用于集体的福利费用的总称。福利费在人工成本中的占比从2008年开始缓慢下降，但2015年有小幅上升，比重为3.9%，比上年增加了0.3个百分点。由于人工成本的快速增长，福利费从2010年开始缓慢上升，2015年快速增长到3948元，比上年增加904元，涨幅高达29.7%。

职工住房费用是指为改善职工居住条件而支付的所有费用。住房费用在人工成本中的占比呈现小幅波动，从2008年到2015年间在3.5%-5.8%之间浮动；2015年的占比为4%，同比减少0.3个百分点。住房费用从2012年开始稳步上升。2015年人均住房费用为4049元，比上年增长11%。从企业类型看，2015年人均住房费用在国有企业中支出最多，在私营企业和住宿餐饮业中最少。最高的是国有企业4644元，高出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是私营企业的10倍多；其次是外资企业，为3912元；最少的是私营企业，仅为432元。说明部分国有企业依然保留着补充公积金、住房补贴等福利项目。

4、教育费和劳动保护费

职工教育经费是指企业对将要就业和已经就业的职工，为提高其思想政治水平和职业技能水平而进行的文化、职业道德、技术理论和实际操作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和训练活动所支付的费用。教育经费占人工成本的比重较为稳定，在0.6%-0.9%之间，从2010年0.6%的低值缓慢上升到2015年的0.8%，远低于国家规定的1.5%标准。教育经费的数额涨幅较大，2015年人均教育经费为810元，比上年增长19.8%，比2010年增长135%，上升势头较快。企业对员工培训的重视程度日益增长，对教育经费的投入越来越大，这对于促进员工知识更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是非常有益的。高效益企业提供高水平“再教育”。对于那些效益较好、市场竞争力较强的企业来说，加大员工的培训力度，不仅能有效地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还能进一步发挥他们对于企业发展的关键作用。数据显示，2015年从业人员年人劳动报酬较高的企业，也就是效益较好的企业，其投入的教育经费也较多。从业人员年人均劳动报酬在10万元以上的企业，投入的教育经费人均为1169-2146元之间；而从业人员年人均劳动报酬在4万元以下的企业，投入的教育经费人均不到500元。这反映出，效益较好的企业正逐步让员工享受高水平的“再教育”，这将有利于形成员工和企业共同成长、共同发展的良好氛围。从企业性质来看，教育经费在外商投资企业中最受重视。2015年外企教育费用为1118元，占人工成本的1%，比平均水平810元高出38个百分点。其次是国有企业855元，略高于平均水平；而最后是集体企业278元和私营企业162元。说明私营企业对职工教育培训的投资非常少，这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目前，随着私营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参与的市场竞争领域愈加广泛，私营企业在员工培训方面的投入有必要进一步加强，这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有积极作用的。

劳动保护费指的是企业为实施安全技术措施发生的费用，以及用于职工劳动保护用品的费用。劳动保护费在人工成本中的占比略有下降，2015年为1.2%，同比下降1个百分点。但实际数额从2011年开始缓慢上升；2015年为1215元，比上年增长10%。企业在经济效益提高的同时，对进一步加强职工劳动保护的意识也在逐步增强。劳动保护费在各经济类型的企业中差距显著。2015年国有企业的数额最高，私营企业最低。全市平均水平为1215元，占人工成本的1.2%。国有企业为1372元，高于平均水平13%。其次是外商投资企业，为1230元。最少的是私营企业，仅为270元。说明私营企业在劳动保护方面的投入远远不够。

5、解聘费和其它费用

解聘费也叫经济补偿金，是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时，给予劳动者的经济补偿。解聘费总体上呈稳步下降趋势，在人工成本中的占比也逐年下降。2015年人均解聘费上年减少11.2%。按经济类型分析，集体企业解聘费最高，人均达到1391元，增长2.5%；其次是国有企业844元，减少35.5%；第三是港澳台投资企业716元，增长55.6%；私营企业用于解聘费最少，为162元，增长131%。这说明，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劳动力流出的数量仍较大，而私营企业存在不规范用工，解聘时不支付经济补偿金。

其它费用是指不包括在以上各项目中的其它人工成本项目。其它费用总体缓慢上升，在人工成本中的占比稳定在1.9%-2.3%之间。但2015年涨幅较大，人均其它费用为6377元，比上年增长227.8%。按企业类型分析，国有企业人均其它费用最高，为7599元，比上年增长277.9%；其次是外商投资企业7489元，增长356%；第三是港澳台投资企业4581元，增长157%；最少的是私营企业1621元，也增长了145%。

（二）我省劳动力成本的变动特征

1、人均人工成本增速加快

人均人工成本是用人工成本总量除以从业人员平均人数得出的，它表明了企业聘用一名职工大致需要支出多少人工费用。我省人均人工成本始终保持上升趋势，尤其从2012年开始快速上升，增长率高达21.2%。2015年人均人工成本为101222元，比上年增长19.7%，增幅同比上升11个百分点。按企业类型分析，外商投资企业的人均人工成本最高，为111773元，比上年增长29.3%；其次是国有企业，为105546元，增长4.9%；第三名是港澳台投资企业，为71581元，增长24.5%；最少的私营企业，为54034元，增长55.2%。说明私营企业的人均人工成本虽然增长速度最快，但实际数额仍然最低，仅为外商投资企业的48.3%。

2、其它人工费用迅猛上升，是推动人工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

其他人工费用指人工成本中除了劳动报酬、各类保险费、住房费、福利费、教育经、劳动保护费、解聘费以外的费用总称，包括工会经费、招聘费、咨询费、外聘人员劳务费，对职工的特殊奖励，支付实行租赁、承租经营企业的承租人、承包人的风险补偿费、稿费、讲课费、与人工成本有关的税收等。从表4中看出，其他费用的比重大幅增加，教育费用的比重保持不变，劳动报酬和各类保险的比重下降较多。其他人工成本的比重大幅度上升造成另外几个项目的比重有所降低。

                       表4 2015年湖南人工成本构成比重及变动率（%）

	劳动 报酬	各类 保险	福利 费	住房 费用	教育 费用	劳动 保护	解聘费	其他
2015年	65.7	18.5	3.9	4	0.8	1.2	0.6	6.3
2014年	67	19.9	3.6	4.3	0.8	1.3	0.8	2.3
变动率	－1.3	－1.4	0.3	－0.3	0	－0.1	－0.2	4

 

从具体数额分析，其他费用显著上升，解聘费略有下降，其余项目都有10%-20%的增长。其他人工成本的大幅度增长是推动人工成本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由于《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产生的影响有延迟性，使一部分用工不规范的企业逐步和员工补签劳动合同，因而必须缴纳工资总额17%的增值税，造成税收的迅猛增加。

表5  2015年湖南人工成本构成数额及变动率（元、%）

	劳动 报酬	各类 保险	福利 费	住房 费用	教育 费用	劳动 保护	解聘费	其他
2015年	65491	18726	4757	4049	810	1215	607	6377
2014年	56652	16826	4312	3636	676	1099	676	1945
变动率	15.6	11.3	10.3	11.4	19.8	10.6	－10.2	227.9

 

 3、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稳步上升

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反映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人工费用与其他费用的关系。总体上看，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近两年呈上升趋势；之前从2007年开始下降，到2013年下降为4.9，然后开始稳步上升，2015年为7.6%，比上年增长1.9个百分点。

人均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的变动，在各行业差距显著。2015年比重变化最大的是科学研究业，比上年上升16.7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人工成本上升导致比重相应上升。其次是居民服务业，比重降低14.8个百分点，而人工成本增长73%，说明企业其他成本的增长幅度超过了人工成本的增长幅度。第三位是交通运输行业，比重降低13个百分点，人工成本也降低4.7%，说明企业其他成本的减少幅度大于人工成本的减少幅度。

表6  2015年湖南分行业人工成本占总成本比重的变动率（%）

	人工成本的变动率	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变动率
农林牧渔业	28.0	－2.8
制造业	28.0	－0.2
电力、燃气业	23.8	1.6
建筑业	18.9	1.6
交通运输业	－4.7	13.0
信息传输、软件业	－2.3	－1.4
批发、零食业	44.5	2.9
住宿、餐饮业	23.3	－3.6
金融业	13.7	2.6
房地产业	17.9	6.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2.6	2.0
科学研究	15.0	16.7
水利、环境业	－0.1	－2.3
居民服务业	73.0	－14.8
文化、娱乐业	27.6	－7.1

 

（三）我省劳动力成本的未来趋势

我省劳动力成本在未来几年将保持高速增长的趋势。那么增长的速度和持续时间是多少呢？我们借鉴发达地区的历史经验，采用ARIMA（Auto 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Model）预测模型，测算湖南劳动力成本的增速和持续时间。关于湖南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发展趋势的预测，主要涉及的数据值包括劳动力成本（LC）和劳动生产率（LP）。劳动力成本（LC）此处采用年人均劳动报酬来表示，劳动生产率（LP）采用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指标，二者数据均来源于表7：研究区间为1995-2010年，验证与预测区间为2011-2020年。

表7  1995-2010年湖南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LP和LC

年份	劳动生产率LP （元/人年）	劳动力成本LC （元/年）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12814 12834 14452 17166 18430 21543 25135 32313 33722 43932 61946 76531 89810 116203 116410 139236	4122 4354 4718 5435 7088 7118 7537 8318 8751 9084 14454 17127 25288 25553 34345 38064

 

利用1995-2010年的数据建立模型来验证并预测2011-2020年的LC和LP，结果如表8所示：

表8  2011-2020年LC、LP的预测结果

年份	劳动生产率LP （元/人年）	劳动力成本LC （元/年）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48279.38 59281.04 72711.64 89246.87 109494.7 134373.7 164876.6 202326.4 248264.9 3046474.0	92683.77 106880.8 123437.3 142758.5 165371.4 191855.6 222913.6 259401.3 302320.1 352874.3

   

根据模型预测结果，2016-2020年这五年间，我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成本将保持逐渐上升的态势，但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为11.07%，在1995-2010年期间，这一数值为17.78%，可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将会放缓，进入的平稳、成熟的增长时期。我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在进入21世纪以后，进入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显著上升阶段，2002-2008年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4.93%，但这一数值从2009年开始逐步放缓，根据预测结果，2020年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将达到304647元/人年，是1995年的73.9倍、是2005年的21.1倍，但仅是2010年的8倍，虽然在理论上，由于技术进步、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等因素的作用，通常认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没有极限，但是我们看到，湖南省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黄金时期是在2002-2008年，表明经济在高速运转之后，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和成熟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经济增长将会平稳放缓，而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一国或一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这一预测也充分反映了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预测结果同时显示，劳动力成本的增长速度将不会同时放缓，在预测期间内，劳动力成本实现了年均23.13%的增长速度。

2011-2020年LC和LP的预测值

运用ARIMA预测模型，对比发达地区数据发现，湖南省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力成本还有156%的上涨空间，若按照23.13%的增长速度测算，要达到发达地区的平均水平，我省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的上涨还可持续6.74年，再结合劳动生产率的预测结果，由于劳动生产率在预测区间内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劳动力成本的增长速度，由此可以判断，湖南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生升级的拐点将出现在6年以后。

ARIMA预测模型的结果表明，湖南省的劳动生产率在未来5—6年内会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同时劳动力成本也会呈现出逐步增长的态势，湖南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成本竞争优势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但随着劳动力成本以及要素价格的进一步抬高，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将显得更为迫切。促使产业结构转变的因素很多，包括企业自身、政府的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劳动力及要素价格、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等等，但是如果从行业内企业的角度考虑，我们认为无论是投入要素、环境还是政策的变化，最终促使企业转变经营策略的原因一定是影响到了企业的利润，由于成本上升对第二产业中各细分行业产生的冲击不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利润率本来就偏低，加之资源价格的上涨，利润受到严重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附加值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利润受到成本上升的影响较小，由此导致劳动密集型行业向技术密集型和高附加值型行业转变。

二、劳动力成本上涨对企业和产业结构的影响分析

（一）劳动力成本与企业效益

1、劳动力成本对企业成本的影响

假设其他因素不变，企业是否有压低工资或提高工资的空间，对企业总成本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将2012年湖南的人均人工成本作为原始数据，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作为工资，利用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7.6%，计算出人均经营成本。为了简化计算，在假设社保等其他成本不变的前提下，对人均工资的3种情况分别计算出人均经营成本的变化：工资为社会平均工资、工资增长10%、工资增长20%。

（1）劳动力成本压缩的空间

从表9可以看出，当工资降为社会平均工资时，劳动报酬减少1891元，降低34.7%，企业的经营成本仅降低1.7%。实际上，当工资减少后，其他人工成本也会相应减少，因而员工的薪酬福利整体上会进一步减少。如果企业为降低经营成本而减少工资，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将大幅度减少，从而降低劳动生产率和人员稳定性，后果十分严重。反过来看，企业通过减少工资而降低的经营成本十分有限，如果考虑到人员流动造成的损失，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表9 人均工资变动和经营成本变动的关系（元、%）

	人工成本	工资	经营成本	工资变动	工资变动	经营成 本变动
原始数据	101222	65491	1331868
平均工资	78529	42798	1309175	－1891	－34.7%	－1.7%
工资增长10%	107771	72040	1338418	655	10.0%	0.5%
工资增长20%	114320	78589	1344966	1310	20.0%	1.0%

 

（2）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空间

从表9看出，当工资增长10%时，劳动报酬增加655元，企业的经营成本仅增加0.5%；当工资增长20%时，劳动报酬增加1310元，企业的经营成本也仅仅增加1%。也就是说，工资的变动是经营成本变动的10倍，20%的工资增长率对企业经营成本的影响只有约0.5%。可见，劳动成本提升的空间很大，也符合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趋势。从历年数据看，2010年到2015年间，湖南的社会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为13.65%，最低工资年均增长率也有9.7%。

（3）劳动成本对企业经营成本的影响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并不是企业成本上升的首要因素。统计显示，2003-2015年间，我省人工成本每年都保持正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11.0%；而企业的经营成本时增时减，最近两年有所减少，尽管如此，年均增长率仍高达12.9%。两者相比较，经营成本的增长总体上超过了人工成本的增长，其原因是其他成本增长过快，超过了人工成本的增长。

表10  2008-2015年湖南人工成本和经营成本的增长率（%）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年均增长
人工成本增长率	10.8	11.7	4.0	2.9	21.2	8.8	8.7	19.7	11.0
经营成本增长率	21.3	35.5	－3.9	21.3	17.0	28.7	－6.6	－10.2	12.9

 

（二）劳动力成本对企业利润的影响

同样地，假设其他因素不变，利用2012年百元人工成本利润190元，对人均工资的3种情况分别计算出人均利润的变化。结果显示，当工资降低为平均工资后，人均利润增加1%，和工资的降幅34.7%相比微乎其微。反之，当工资增加10%时，人均利润仅减少0.3%；当工资增加20%时，人均利润减少0.7%。也就是说，工资的变动是利润变动的30倍，10%的工资增长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只有约0.3%，比对经营成本的影响还要小2个百分点。可见，劳动成本的上升存在很大的空间，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很小。

表11 湖南企业工资变动和利润变动的关系（元、%）

	人工成本	工资	利润	工资变动	工资变动	利润变动
原始数据	101222	65491	192322
平均工资	78529	42798	194213	－1891	－34.7%	1.0%
工资增长10%	107771	72040	191667	655	10.0%	－0.3%
工资增长20%	114320	78589	191012	1310	20.0%	－0.7%

 

统计数据显示，2008-2015年间，企业利润波动较大，年均增长为18%， 2010年的增长率高达59.1%，比人工成本增长率高出7个百分点。企业的产出效益增长超出了人工成本投入的增长，其原因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了单位劳动成本，提高了企业效益。

表12  2008-2015年湖南人工成本和利润的增长率（%）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年均 增长
人工成本增长率	10.8	11.7	4.0	2.9	21.2	8.8	8.7	19.7	11.0
人均利润增长率	26.7	34.5	59.1	2.3	34.8	3.6	-8.5	-8.3	18.0

当然，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各行业的影响也不同，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冲击就比较大。劳动力成本上涨对企业利润的影响主要取决于3方面因素：劳动力成本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重，毛利率和利润率。对于劳动力成本占比较低、毛利率和利润率较高的企业影响较小，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企业，例如：金融业、房地产行业等；对于劳动力成本占比较高、毛利率和利润率较低的企业影响较大，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低端行业，例如：棉纺、毛纺、服装行业等。截至2016年3月13口，已公布年报的上市公司年应付职工薪酬合计达到92亿元，比2014年增长了23.65%；其中，社会服务业、电子及信息技术、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员工薪酬增长最快，也直接导致这些公司的毛利润下滑。

综上所述，总体上劳动力成本的变动并没有给企业效益带来太大的影响，今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趋势还具有很大空间。如果企业能相应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

（三）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影响

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巨大的人口红利曾经是经济腾飞的重要推动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廉价劳动力优势也逐步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绊脚石。正是因为大量依赖于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工业经济迟迟不能改变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一是低成本工资水平会导致企业劳动力投入过度，并对技术和资本投入产生挤占效应。

产业企业会对廉价劳动力产生过度依赖。长期来看，低劳动力成本会严重制约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力工资水平低使得资本的价格显得相对昂贵，从而导致企业过度使用廉价劳动力资源，而减少对新设备和新技术的投资。如果工资水平上升，那么资本要素相对价格下降，技术升级和设备更新的相对成本降低，会激励企业增加对设备更新和技术改进的投入。由于我国多数企业长期以来依赖低劳动成本进行赢利，致使我国国家研发支出和企业研发支出均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小差距。以2007年的数据为例，据业界银行统计数据可分析得出，我国研发支出占GDP的1.89%，低于韩、美、日、德等国的2.8%以上的比重水平，也低于OECD平均水平（2.29%）。

二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保护了低效率的生产能力，产业企业无法实现劳动效率层面的优胜劣汰。

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并不只是劳动力绝对成本低，而应该是效率成本低，即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比值。虽然我国制造业劳动力绝对成本很低，但相对劳动力成本却不低。联合国贸易发展报告对2002年的数据作了具体的测算和对比，从绝对工资水平来比较，我国绝对工资水平大约为美国的2.1%，韩国的7.78%，日本的3.35%，但是我国劳动生产率分别为美国的2.7%，韩国的15%，日本的9.8%。考虑进劳动生产率后，我国相对劳动力成本是美国的76.9%，韩国的125%、日本的83.8%。虽然近些年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速超过了绝对工资增速，相对劳动力成本相对下降，但是总的来说我国相对劳动力成本较高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变。我国的低劳动力成本使得劳动生产率低的经济活动也能赢利，使很多低劳动生产率的经济环节缺乏提升效率的动机，劳动力的低工资掩盖了低效率。一些效率相对较高的经济活动也缺乏进一步提升效率的动机，因为依靠低工资也能够寻求到足够高的利润。结果是很多企业不是想方设法提升效率，而是想方设法降低工人工资。

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还有很多，以“农民工”为主的制造业工人队伍由于没有受过职业技术教育，因而也会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产业集中度来看，因为劳动力成本很低，因而制造业企业即使在没有规模经济效应的情况下仍然有很大的盈利空间，这样制造企业就没有扩大企业规模、追求规模经济效应的内在动力，导致制造产业集中度都很低。由于制造业工人的低工资，企业在不注重研发投入的情况下，也可以利用极其低廉的人工成本而走低价格营销的路线来获利，所以制造业R&D投入比例也往往不高。低的工资水平使得制造业企业可以拥有成本优势，但是由于它会带来其他危害，因此实际上制造业竞争力并不强。

三是工资水平过低在长期会导致人力资本投资的减少和高素质人力资源的流失。

长期低工资水平遏制了工人队伍的整体素质提高。劳动力价格长期过低，至少导致两个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会使劳动者收入始终无法提高，而低收入使得劳动者无法对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继而又使得下一代的劳动力素质无法提高，形成恶性循环；二是致使具有高劳动技能的人员到外企工作，甚至流到海外就业，这样工人劳动素养的提升就面临着很大的障碍。

四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导致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缺乏动力，高端产业存在外部依赖。

虽然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快速增长，但外资所占比例较大，而且逐年上升。在某些领域，我国高度重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水平和出口，也实现了较快增长，但从结构上看，从1996年到2008年，外资企业的比例持续上升，国有企业的比例持续下降，外资企业的比重超过80%，2008年外商独资企业的出口比重高达67.59%。同时，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多个产业和企业注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产品开发，致使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技术发展的动力和实际投资不足。

五是基于低劳动力成本的“世界工厂”产业模式阻碍了产业高级化进程，产业分工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

在国际分工中，发达国家和大型跨国公司将工业生产的产业链进行拆分，将成本高利润薄的制造环节进行转移外包，将附加值高收益好的工业环节进行控制，以获取高额利润。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历程中，我国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满足于产业分工的低端区域，产品的技术含量以及贡献率一直很低。在当今的国际市场上，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弹性小、附加值低，利润率低，缺乏国际竞争力。我国出口加工制造业一直处于微笑曲线的中游部分，获得的是最低的利润和附加值。随着其他发展中国家出口竞争的加剧，利润会越来越少，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与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价格相比越来越低，导致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致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陷入“贫困化增长”，技术水平和资本效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也越来越低。

三、我省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原因分析

劳动力成本上升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人口结构和劳动力流向的转变以及政府政策法规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将长期推动我省的劳动力成本增长。

（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劳动力成本上升

1、生活成本的提高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

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而劳动力的价值由二个部分组成：维持劳动者本人生存所必需的生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维持劳动者家属的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以及劳动者按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生活成本的提高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内在推动力。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物价攀升和通货膨胀增加了生活资料的消费支出，迫使企业不断涨薪以满足员工的生活需要。2009年楼市火爆，2010年原材料和农产品价格飘升，2011年各种终端消费品大范围涨价：日化企业涨幅在10%-30%；家纺行业提价10%-20%；运动品牌服装鞋帽平均涨幅约10%；白色家电价格调高5%-20%。2007年湖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103.2（上年为100），2008年105.9，2009年为99.6，2010为103.1。虽然CPI涨幅不高，但是由于商品房价格等因素并未计算在内，加上日常消费品的节节攀升，与居民生活相关的实际物价上升幅度超过CPI的涨幅。湖南的生活成本在国内排名靠前。省统计局城调队曾就38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进行过比较。在与口常消费密切相关的吃、住、行、居、学、医、玩等七方面，湖南有12项指标居全国前列。总体上看，居民的收入增长被消费支出增长抵消了。湖南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03-2015年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以支配收入年均增长为10.4%，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长10%，收入增长和支出增长基本同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5%，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长9.6%，收入和支出增长保持同步。生活成本的提高推动了工资上涨，但没有给职工带来实际收入的增长。

2、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劳动力需求结构的转变

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一些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逐步向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影响表现在对各行业、各层次劳动力需求比例的变化上，以及对素质要求的提升上。这些都会推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目前，湖南产业结构正在升级，制造业和服务业将并重发展，产业发展朝服务业、技术密集产业以及复合型产业方向推进。这些重点产业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特别是对人才的需求。伴随湖南经济的快速增长，三次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00年至2006年湖南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一直高于第二产业，由于新型工业化的推进，2007年出现拐点，三次产业的比重调整为17.2：42.1：40.7，第二产业比重开始超过第三产业，此后，双方的变动趋势逆转，第二产业比重持续上升。二经普的2008年与三经普的2013年之间，三次产业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3.8%、15.9%和11.5%，2013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达到2990.31亿元、11505.39亿元和10005.97亿元，增长速度的不同继续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化，三次产业结构由2008年的16.4：43.5：40.1调整为2013年的12.2：47.0：40.8，第一产业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5年间比重降低4.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呈稳步上升态势，5年间比重提高3.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在波动中略有上升，5年间比重上升0.7个百分点。 

（二）人口结构与劳动力流向的转变造成劳动力供给的短缺

1、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红利消失”减少劳动年龄人口

首先，人口老龄化减少了劳动年龄的人口，造成劳动力年龄提高。湖南进入老龄化阶段以来，劳动年龄的人口呈下降趋势，劳动力年龄逐步抬高。2000年，0－14岁少儿人口比重已经下降到22.17％，65岁及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到7.47％，老少比为0.34：1，年龄中位数为31.49岁,这些指标都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老年型人口的标准（我省的人口年龄结构从1998年开始已经转变为老年型人口）。2007年末，湖南65岁及65岁以上老龄人口已超过600万，达到611.44万人，比2000年增加138万人，占总人口比重达到8.98%，比2000年的7.47%上升了1.51个百分点。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劳动力结构中年龄较大的老年人员比例上升，而年轻劳动力所占比重下降，造成劳动力结构的不合理，老年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而年轻劳动力不足。湖南人口老龄化呈现速度快、规模大、“未富先老”等特点，对未来社会抚养比、储蓄率、消费结构及社会保障等产生重大影响。

其次，“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造成普通劳动力的短缺。“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具有“劳动力供应充裕、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特征。专家指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在持续放缓，预测“人口红利”在2015年前后消失。此后，劳动年龄人口增量减少伴随高速经济增长，会共同导致普通劳动力的短缺从而工资上涨。劳动适龄人口呈快速减少趋势。数据显示，2010—2015年，湖南老年人口总量继续扩大，劳动适龄人口占比逐年下降。根据省统计局发布数据，2015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1252.77万人，占全省总人口18.49%;15-64岁人口4749.54人，占全省总人口70.1%;65岁及以上人口773.96万人，占全省总人口11.41%，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劳动力结构中年龄较大的老年人员比例上升，而年轻劳动力所占比重下降，造成劳动力结构的不合理，老年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而年轻劳动力不足，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

第三，社会扶养比越来越高，养老负担加重。湖南人口老龄化呈现速度快、规模大、“未富先老”等特点，对未来社会抚养比、储蓄率、消费结构及社会保障等产生重大影响。社会养老保险的资金是由政府、企业和职工共同承担的。当社会进入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阶段，社会抚养比越来越高，养老保险金的资金缺口越来越大，企业和员工缴纳的养老保险金必然会相应增加。这不但增加了企业成本，也变相减少了员工的净收入。

2、“刘易斯拐点”造成用工荒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传统农业部门会向工业部门转移剩余劳动力，工业部门不断扩大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这个时候工资出现了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就是“刘易斯拐点”到来之时。这会导致“用工荒”的出现，倒逼企业涨工资，劳动力成本进一步上升。

我国在2005年前后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已结束。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是刘易斯拐点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突出表现。测算显示，2007年中国农村可转移劳动力只有4357万，而2000年为1.8亿。近几年农村劳动力年龄结构逐渐老化；2005年—2008年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吸收了部分农村劳动力；从2008年年底以来的大幅刺激政策使中西部经济体快速反弹，也消化了不少当地农村劳动力。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总体可转移农村劳动力应该进一步减少。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劳动力已经出现结构性缺乏，造成“民工荒”现象。

近几年，“用工荒”愈演愈烈，已从东部沿海地区蔓延到全国各地，企业即使涨薪也很难招到工人。自2003年以来，不断有东部省份发生“民工荒”现象。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人数下降了8.9%。2011年春节之后东部沿海地区继续出现“民工荒”问题，招工工资也出现明显上涨。与往年不同的是，连历来大量输出劳动力的中西部省份也加入了“闹荒”行列。截至2014年底，我省缺工超过50人的企业达2300余户，缺工总数达到25万人。春节后同时举行了四场规模较大的招聘会，不少企业加薪15%吸引应征者，却发现“工人更难招了”，长期以来的用工格局正在发生改变。

（三）政府政策法规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

社会上有不少观点认为劳动法规增加了企业成本，不利于企业和经济发展。本文认为，政策法规的逐步完善是有效而且必须的政府调控手段，劳动法规使企业用工行为更加规范，就业稳定性更强，化解劳动争议更及时，劳动关系更趋和谐，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政策法规一般对用工不规范、管理不到位的企业增加违法成本，这些成本是企业本该承担的。而且，有保障的薪酬福利能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就业稳定性，能提高生产效率，弥补增加的人工成本，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1、最低工资标准推动低收入群体的工资

最低工资标准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2008年后，各省市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截至2015年9月，上海、深圳两市已将最低月工资调至2千元/月以上，浙江的一类城市达到1860元/月。2011年，我国19个省市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幅度均在10%以上，平均值达到19.36%。上调幅度最大的为青海省，较2010年增长28.33%，广东、天津、北京等地区的上调幅度均超过20%，这充分反映了低端劳动力价格强劲的上涨势头。2011年湖南省一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为850元/月，2015年调整为1390元/月，与全国平均水平接近。此外，最低工资标准不包括个人依法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等等。如果加上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实际月最低工资标准应该更高。最低工资标准的不断提高，直接推动了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上涨，造成企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那些工资水平最低的行业造成巨大影响：制造业、建筑业和餐饮住宿业首当其冲。最低工资标准虽然年年上调，但未来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最低工资的增长明显落后于社会平均工资的增长。2002年到2010年，湖南最低工资标准从翻了一番，平均年增长9.72%；而社会平均工资从1480元涨到3566元，翻了2.4倍，平均年增长11.38%。从两者差距来看，2002年最低工资是社会平均工资的33%，2010年只有28.7%，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比国际通行的40%—60%“社会平均工资法”相差甚远。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是完全有必要的。一方面以立法形式保障了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水平。我省有一半以上的劳动者集中在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等低收入行业。这些人大多是流动人口，填补了我省户籍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最低工资标准可以防止和减少克扣工资的现象。另一方面有利于政府对工资进行宏观调控，缩小收入差距，使最低工资水平适应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

2、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了间接劳动成本

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通过立法而制定的社会保险、救助、补贴等一系列制度的总称，用于保障全社会成员基本生存与生活需要，由国家通过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实现。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和社会互助等等。其中，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核心内容。

社会保障制度在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时，推动了间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我省已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2011年7月1日《社会保险法》实施后，流动人口逐步纳入城镇职工的“城保”范畴。2015年底，城镇居民的社保覆盖率达到92%。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增加52%-196%。考虑到参保人数，使用低端劳动力的企业将在今后5年内大幅度提高社保成本。而城镇保险的缴费率高达48%，其中养老保险为30%，属于较高的水平。在“十三五”规划中，湖南将推进基本保险制度的整合，加快实现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全覆盖，健全失业、生育、工伤等社会保险制度，健全覆盖全体市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改善民生的举措将进一步推动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

3、劳动法规增加了企业的违法成本

我国从1994年颁布《劳动法》以来，不断完善各种劳动法规。劳动法规在规范劳动关系的同时，也增加了企业的违法成本。2008年1月1口起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合同制度做了进一步完善，堵住了很多用工漏洞，明确了企业的各种违法成本，比如：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经济补偿总体成本增加；恶意欠薪将加付等额赔偿金；如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可随时解除劳动合同；违法不签合同的单位须付双薪等等。企业普遍反映，实施《劳动合同法》将导致人工成本增加10%以上，一些劳动密集型制造行业人工成本上升甚至超过50%。《劳动合同法》主要在4个方面增加企业用工成本：一是社会福利成本：新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一旦签订劳动合同，企业必须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等福利。由于此前很多企业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在《劳动合同法》生效后，这些企业必须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并应依法缴纳社保，这部分的劳动力成本会明显上升。二是解聘员工成本：《劳动合同法》法规，企业解聘员工须根据其合同聘用年限，通过合理程序提供相应的补偿。不管是在合同期内协商解除合同，还是合同到期不再续签，企业都必须给子员工一定的经济补偿金。三是带薪休假成本：此前，企业员工的带薪休假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只在一些企业内部作为一项员工福利而存在。很多企业并没有给员工带薪体假，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一线员工，根本没有这项福利。新法规实施后，企业应为员工未使用的带薪休假支付3倍工资。四是企业税务成本：此前很多企业没有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其目的在于偷税、漏税。在新法规实施后，企业必须与所有员工签订劳动合同，这些企业在税务方面将付出更多的成本。

四、应对湖南劳动力成本上涨的思路与政策选择

在过去的30多年里，制造业是我省经济发展的主要产业领域；今后30年，制造业仍将是我省经济增长的主要产业领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主战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不仅其本身是实现科技创新的最重要领域，而且第一、第三产业的技术进步也必须以工业的技术创新和运用为基础，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体，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也必须以先进制造业为基础和技术条件，现代农业化实质上也是以工业化为基础对科技的大规模运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很多曾经实施“去工业化”战略的欧美国家，都相继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这就启示我们，要高度重视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在高成本时代，要防范我省企业的“去工业化”倾向，为培育先进制造业打下良好的产业基础。

（一）应对我省劳动力成本上涨的思路

     第一，要正确对待劳动力成本上升，引导制造业行业盈利模式的转变。

    从长期看，低劳动力成本阻碍了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工资水平过低影响了社会整体消费水平，进而导致市场和生产结构的低下。在此背景下，劳动力成本上升成为推动制造业转型的重要机遇。另外，虽然近年来劳动力成本出现了较快的增长，但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水平仍然较低，且远远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水平，因此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并不会在短期内造成巨大冲击。因此我们应该正确对待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现状，尽快实现从粗放式劳动力价格优势向集约式技术优势的转变。政府应当引导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高端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推进转变我省产业和企业的盈利模式与竞争优势，脱离过分依赖低劳动力成本的盈利模式，转向依靠研发投资、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和自有品牌的盈利模式和竞争优势。

与发达地区相比，我省产业竞争力的最大差距就是缺乏创新能力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如果我省的产业和企业仍一直执迷于长期以来的依靠低廉劳动力甚至过分压榨劳动力来获得利润，那么它们就会越来越处于微笑曲线的下端，而且它们所面对的微笑曲线也会越来越陡峭。我省的产业和企业只有重视研发投资、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和自有品牌，才能够有成效地促使我省产业从“低工资、低劳动力素质、低生产效率、低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低产业层级”转向“高工资、高劳动力素质、高生产效率、高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产业层级”，使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的转变。

第二，要加快配套制度的改革和经营环境的优化，降低非生产性成本

一个经济体的禀赋及其结构在每一个特定的发展水平下是给定的，并随发展水平不同而不同，因而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也会随发展水平不同而不同。不同的产业结构不仅意味着不同的产业资本密集度，还意味着不同的最优企业规模、生产规模、市场范围、交易复杂程度以及不同的风险种类。因此，每个特定的产业结构都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硬性、软性）基础设施来尽可能降低运行和交易费用。可见，影响我省制造业竞争力的因素，除了生产成本之外，非生产性成本也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政府应该加快与制造业紧密相关的金融体制、财税体制、投资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配套体制的改革，建立规范的市场秩序，改善基础设施条件，降低物流成本，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从而大大降低非生产性成本，进而抵消生产成本上升对我省制造业的冲击。

   第三，要注重对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的政策区分，为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产业结构的转型提供指导。

对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应着重鼓励相关行业减少对低廉劳动力的依赖，鼓励其对科研创新的投入，在通过引导创立自主品牌、发挥集群优势、集合产业链等方面，实现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向高附加值、长产业链等方向的转变。运用政策杠杆来矫正各类技术创新的收益比较，通过利益诱导机制来间接引导企业的技术行为。这就要求研发补贴、费用抵免、加速折旧、关税减免等传统的技术鼓励政策不能再执行一刀切的做法，而要根据要素偏向度执行有区别的优惠政策，并给予劳动偏向型技术更大幅度的倾斜。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受劳动力成本影响并不显著，但却受困于高端素质人才的缺失和技术要素、资本要素的限制。应该从劳动者技能培训、产学研投入方面进行扶助，为技术密集型产业培训人才，留住人才。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往往具有高垄断性的特征，处于高资本投入、高资源消耗、低技术投入的阶段。政府应降低民营资本的“进入壁垒”，让民营企业在该类行业中扮演更重要的作用，注重发挥民间资本优势。

第四，要提高劳动力素质投入水平，增加技术性培训经费，推进“技工型”劳动者的培训。

    研究表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成本变动比较敏感，而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成本的变动并不敏感，这是由不同要素密集型产业的特性决定的。因此只有着眼于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技术含量，才能实现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升级、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目的。目前，我省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仍然较低，这同我省欠缺有技能的劳动力有着直接的关系。我省劳动力结构还不合理，在拥有大量劳动力资源的同时，技能型人才相对缺乏，劳动力培训等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相对薄弱。劳动力成本上升与“技工短缺”现象并存，已成为当前劳动密集型企业共同面临的问题。目前我省虽然进入人口拐点，但仍然有丰富的人口红利，如何将人口红利转换成真实的经济发展动力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关键是人力资本能否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要求。依靠行政力量加大人才培育力度，提高劳动者素质是根本的解决之道。政府应加强初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并对在岗工人进行技术性培训，依此来提升我省普通工人的劳动素质和技能，变劳动力的数量优势为质量优势。

（二）应对我省劳动力成本上涨的政策选择

1、构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退出或转型补偿机制。一是要根据我省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结合生命周期理论，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细分行业进行合理评估与分类，科学界定各细分行业所处的发展阶段，确定其是适宜退出市场，还是转型升级；二是建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退出市场预申报及退出补贴制度，对于主动申报退出市场的，可依据其退出市场所节约的资源与社会成本及自身损失，合理给予财政补贴；二是建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退出市场目录与期限制度，对适合退出市场的产业，要明确退出企业目录与期限，同时可通过提高税率、限制资源使用及提高企业运营成本等方式，加速其退出市场；四是对适合转型升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可通过财政扶持、税费减免、资源使用优惠等途径引导其转型升级。

    2、构建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培育与发展政策助推机制。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业是衡量我省综合竞争力的核心指标。因此，一是要大力推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基于开征研发税加大R&D投入力度，基于产学研合作加大对产业共性技术与核心、关键技术的联合攻关力度，大幅度提高我省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抢占新一轮技术主动权、发展主动权与经济增长制高点；二是建立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目录和政策助推机制，对通过科学评估，纳入扶持目录的企业，可通过财政扶持、税费减免、资源使用优惠等政策助推其快速发展；二是将培育与发展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纳入工业型城市或地区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范围，建立政府领导和高新技术企业一对一的联系与帮扶机制，及政府官员不作为、乱作为的问责机制。

    3、实施有保有压的差别化产业政策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在要素禀赋发生根本性转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传统优势日渐消失，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新的竞争优势日渐形成的新条件下，为更有效地发挥有限资源的财富创造效应，要基于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实施有保有压的差别化产业政策，推进制造业结构升级。一是要根据要素禀赋及其动态变化，考虑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并结合产业当前在我国所处发展阶段，对制造业细分行业进行合理评估与科学分类，将其分为限制类、常规类和扶持类三类产业；二是要针对三类不同产业的基本特征与发展态势，制定与实施扶控有别的产业政策，充分发挥财政、税收、信贷、资源使用、价格、政策等的杠杆效应，逐步淘汰限制类产业，大力发展常规类产业，重点培育发展扶持类产业，全面推进制造业结构升级。

4、实施有扶有控的差别化区域政策推进制造业梯度转移与优化布局。我省区域资源禀赋差异很大。要根据各区域资源优势，实施有扶有控的差别化区域政策，扶持区域内丰裕要素密集型产业发展，而适当控制稀缺要素密集型产业发展，优化区域产业布局。一是湘北及长株潭地区应发挥资本相对丰裕与技术创新能力相对较强的优势，政策引导与扶持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尤其是要通过财税政策与资源使用优惠等强力推进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发展；与此同时，通过政策引导，限期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二是欠发达地区，尤其是湘西及人口密集的湘中、湘南地区，仍要发挥劳动力丰裕的优势，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积极承接东南沿海产业转移，有效解决留守问题；与此同时，要努力积累资本和进行技术创新，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